2012年冬，我到山东即墨参加讨论“古城复兴”的会议，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位于青岛北部的即墨故县城遗址也许可以证明再次统一中国的隋文帝两项历史贡献：一是推行城市建设标准化，一是开拓海洋。对于所有古城址或古建筑，无论面积大小，无论年代早晚，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中都会经历困扰，都会面临抉择。如何将这些有着重要价值的古代城址保护好并向公众展示，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兴建的首都大兴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规划最为严整的大型都城，而开皇十六年（596）设置的即墨县城，简直就是都城缩影：面积如其一小里坊，形状也呈东西横长，也无北城门，城内呈丁字大街布局（丁字街来源于军事的认识看来并不正确）。这绝非巧合，应该是当时的规范使然。即墨县城选址，应与隋文帝经略海洋的意图有关。古代海港往往深入内河很多，是很多学者未注意到的。“墨民未必知淮涉，唐宋朝时通越瓯”这句明人诗文表明即墨古城远离海岸，确曾是受到重视的海港城市。元代在即墨城外建了四座楼阁形成关厢，应是一种不拓展城池的扩建，是即墨特色，也具典型意义。北阁在城“西北隅外100米处”(县历史文化旅游普查办提供数据）的安排似与码头、集市无关，仍是海港城市特点。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任何有历史渊源的城镇乡村，不论地面古建筑保存与否、多少，地下都还存在难以“荡然无存”的遗迹，必须系统梳理并展示其“独特魅力”。这些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古城墙，都有地方史意义，有的如即墨古城还有值得彰显的中国和世界意义。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时，只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以下仅是由即墨古城想到的，对古代城址（主要是地下部分）展示方式的介绍和讨论等，希望能综合运用于旧城区发展、文化旅游、园林绿化等方面，并以此反促旧城区功能调整及科学发展。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1号坑

扬州古城址南门遗址

展示考古现场和公众参与

人们在参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俑坑时，往往关注其大跨度的棚式建筑，却未注意它开创的公众参观考古的新方式。当年促成此举、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曾说：“过去想得就比较简单，认为一定要发掘完毕把数以千计的兵马俑列阵陈列出来才开馆，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办成一个独具风格的考古发掘现场博物馆，把发掘现场和坑内堆积原状都作为博物馆的内容。这样不仅可以使人们看到发掘的成果，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 

他的建议后来没有得到重视，现在一般的考古现场，仍不区别发掘对象、发掘阶段，一律禁止参观。这可能是城市考古难以争取支持、取得更大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人群密集之地特别是古城址，都应重视考古发掘，努力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设法开放参观，进一步创新为“喜闻乐见”的方式，不仅展示发掘，也展示复原研究、修复和试验，并由公众广泛参与。许多古建筑维修、原址寺庙的研究和作业，也应适当向公众开放参观、参与，增进公众对历史的了解。

建造覆罩遗迹的棚式建筑

秦俑1号坑大跨度的棚式建筑，面积超过16000平方米，在展示古迹方面大概至今仍是世界第一。其实这种展示方式早在1956年的西安半坡博物馆就已应用，并产生广泛影响。本世纪建成的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遗迹大棚，有所创新，将考古探方也作为重要展示内容，非常壮观！ 

这种罩棚方式大有用武之地，完全可以应用在旧城发展中，而不一定一开始就确定为永久性设施。比如淮阳陈楚故城遗址的核心，也是旧城区的核心，其原址现在为政府公用土地，就应该采取这一方式，通过发掘来了解和展示起码是西周以来的城市史。由于规模惊人，或许也会有兵马俑似的轰动效果。同时也可与其他用途结合，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卡特纳菜市场建筑的更新，兼顾了商业摊位和展现重要考古遗迹。

建造覆罩遗迹的标志性建筑

这种展示遗址真迹、并于上方罩以标志性建筑物，甚至可以登临其上观景的方式，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文物保护的一个重大创新，受到国际肯定。例如杭州展示雷峰塔基址的雷峰新塔，早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一部分；西安展示大明宫丹凤门基址的丹凤新门、洛阳展示隋唐东都城定鼎门基址的定鼎新门，也没有影响大明宫遗址、定鼎门遗址最近列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现在很多古城已经恢复了一些标志性建筑，如北京永定门，但未能保存和展示原有的真迹，也未能注意去借鉴这些创新方式，很多也未发挥登临观览作用。

巴塞罗那圣卡特纳菜市场，卖菜加展示遗迹

法国尼姆现存的罗马神殿，周边为遗址广场，街道另侧为继承传统的现代生态建筑

即墨的古城楼、元代四阁及其他古代礼仪性建筑，都可这样做。而且，外表建筑形式不必拘泥于明清风貌，可结合展示的需要继承创新。由公众参与进行方案竞选的活动，值得提倡，如新雷峰塔的方案就曾征询过全体杭州市民。

在遗迹上方覆盖玻璃罩板

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该方式更加流行。一个典型案例在著名的旅游热点——无锡灵山大佛景区，大佛前的寺庙基址上方覆以玻璃地板，人们在上面驻足，可仰视大佛，可环视周边的古树及断壁残垣。

这一方式更多用于展示古街道，一个范例是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千年古道遗迹。胡锦涛2003年曾考察该遗址，当年还作出很重要的批示，或与此有关：“要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各有关方面都要大力支持。”

对古城格局来说，街道展示，十分重要。一些街道遗迹十分精彩，如西安隋大兴唐长安城、洛阳隋唐东都城的主街，都经过局部发掘，前者朱雀大街宽150米，后者定鼎大街宽105米，听说均留有人踩马踏痕迹，表面甚至坚如磐石。对一些唐宋的州城，有学者做过研究，认为是大小十字街相套的系统。对于古县城，过去研究较少。即墨古城内的街道形制，应该有一定之规，除了丁字主街，内部情况及历代变化，也有待了解并加以展示。那种大小十字街相套的系统，其实比后来的胡同、长巷更方便交通，可借鉴于旧城区发展及城市新区建设。 

下沉式的遗址广场

这是一种清理至古代地面、形成广场的方式。一般古城，尤其标志性建筑的遗存，所处地势较高，排水容易一些，有些地下毛细水也在发挥作用，所以可采取此种方式。首次听说该方式，是在1995年讨论扬州宋大城西门遗址保护时，著名建筑学家傅熹年院士谈到的。后来这处遗址的一部分也是这样做的。

图① 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是升高几十厘米后的模拟展示

图② 西安唐长安外郭城延平门一带根据勘探制作的地表模拟

图③ 扬州古城 址东门覆盖模拟展示，并搭建简易布景标示（现已重建城门）

现存古建筑的周围可以采用此方式表现悠久历史。古城中保存古建筑越多、越珍贵，越应重视其周边遗迹的展现。意大利罗马就是如此，法国尼姆中心罗马神庙的周边遗址广场的处理也是一典型案例。即墨应该运用此方式的是地处古城最高点的衙署。其时代较晚的大殿尚存，院内已发掘出唐代地面，可以全面清理出几个时期的地面及建筑基址，并选择修复，形成内涵丰富的遗址广场。我国一些地方急于在凤毛麟角的古建筑周边加建假古董，以求建筑群的完整，甚至无中生有，是不可取的。

模拟展示地下遗迹

这是在真实遗迹的上方仿制真实遗迹来展示的方式。在介绍姜女石遗址的纪录片中，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大顺先生曾对此进行概括，大体意思是：在原地，按原大，制作表现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的科学模型在上面。该方式可以防止暴露在空气中的遗迹劣化，较早就已流行。

1980年代的辽宁姜女石秦代宫殿遗址、福建武夷山汉城部分宫殿遗址、陕西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大概是最早使用这种展示方式的，效果甚佳。不一定全待发掘出遗迹，根据调查、勘探的考古成果，也可以作出较为大略或抽象的模拟展示。这更接近一类园艺、景观的安排，形成一种对古城址大面积的展示和控制。西安隋唐外郭城延平门一带即根据勘探结果作出这类展示。

洛阳应天门遗迹修复，是按原尺度包砌的墙体和补做了石板散水

维也纳市区中心霍夫堡皇宫东门 前米歇尔广场（Michealerplatz) 的遗迹展示，顶部有修复、保护， 也是半地下遗址广场

向上向下修复遗迹并展示于地表

遗迹修复的方式，常用于地表残存的墙体和台基，一些下沉式遗址广场也用于出土遗迹。这是一种按原材料、原做法将遗迹向上修复一段的方式，可免遗迹顶面暴露、劣化，同时增添观感、介绍知识。现在应该注意的是，也要向下修复遗迹。

苏秉琦先生曾说：“古城址往往埋藏很浅，高平低垫，很容易就被破坏，一重要，二难保护”，不仅概括了古城址特别是古城池废为地下遗址的一般规律，而且指出了破坏趋势。这提醒我们，反其道而行，全面展示、恢复古城址的高低，是一个总体性的抉择。现在看似一马平川的古城址，其实是“高平低垫”的结果。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不同时期层叠的古代地面；阳刚的凸起，如建筑墙体及台基，很多祛除了表土就是它们的顶面；阴柔的凹陷，如城壕、河系、池塘，有的虽已掩埋地下但仍滋润着大地生灵。修复凸起，适度升高于现地面，可以较好的标示遗址；修复凹陷，或适度恢复水系，或处理为湿地、绿地，也有同样功效，还有改善人居环境的作用。由于“高平”的材料往往“低垫”于周边，两项措施结合，可以节约。在适当的处所，还可以揭示古城址的“地层”，直接解读城市历史“年轮”。

新卫城博物馆外景

东壕涌是明代护城河，其上为高架快速路

广州汉代水门遗迹，上面是光明商场大厦

架空柱支撑实用建筑浮于遗迹上

古城址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都连续的文化遗存，除了保护、展示、发掘，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土地，仍要沿续居住、商用。开发二者兼容的新方式，是解决这对矛盾的关键。希腊雅典新卫城博物馆的“建筑必须要通过底层架空柱的支撑浮于地面之上”的形式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该博物馆坐落于雅典卫城山下，是一个现代与古典相结合的建筑。建筑分成底、中、上三个部分，都围绕不同部分的特殊需求来设计。底层悬浮在考古遗迹之上，柱网是与专家谈判协商得来的结果；中层的展厅，由可以俯瞰古代遗迹的坡道到达；上层展厅的建筑形式，与古老的帕特农神庙相呼应，准备迎接现存大英博物馆的石雕回归。从城市街道进入不同时期的历史世界，使参观者仿佛置身于时空走廊，在古老与现代间徘徊。

在古城址遗存丰富的中国，这一方式可以移植于大量的商住建筑。使那些古城址之上的各种功能性建筑，既能够展示遗迹，又合现代使用，并形成古今结合的风貌。这样或许可以使人们感到不追求商住的地下容积率是值得的，底层的遗迹展示将弥补所谓损失。在郑州商代城址，多年前曾采用过类似方式，宿舍楼建造中调整设计，底层不再商住，留下了考古证据和展示空间。

柱网选布和桩基清理，提供了向下发掘、了解历史的难得机遇，也是重要的考古学研究和展示内容。

集安市区现状，可见古城墙西北角、城中宫署区绿地

设立考古遗址公园

这是考古、遗址与公园结合的方式。较小的古城址，如即墨古城池范围不足半平方公里，即使全部作为考古遗址公园，对于已扩大许多倍的市区，不过是个大型的城市中心公园。将遗址作为整体的一个片区，目前国内实现的仅一处，在吉林集安市的中心，面积与即墨相仿。它还是高句丽的王城之一，是该市64平方公里的世界文化遗产地“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42片区中的一个。当地的领导称考古遗址公园就是这么大，城乡居民就生活在考古遗址公园里。

盲目地公园化必须加以警惕，谨慎栽种树木，防止树根伤及地下遗迹。而且，乔木长高后景观会发生变化，如淮阳平粮台城址内本为标示道路的小树，长高成为了一个夹道。考古遗址公园是一类特殊的公园，特点在于开放给公众、持续考古中的遗址。这一方式，正应该是前述第一点我们提出的秦兵马俑方式的发展。

上述古城址展示方式，有些属于针对整体的，如展示考古现场和公众参观参与，设立考古遗址公园；有的是施于局部的，如建造覆罩遗迹的棚式建筑、标志性建筑、玻璃罩板，下沉式遗址广场，模拟展示地下遗迹，向上向下修复遗迹并示于地表，架空柱支撑实用建筑浮于遗迹上。这些局部方式，综合运用于街道、城池、水系等古城结构性遗存和标志性、结点性建筑，可以更好地展示古城址的整体。恢复古城址高低，是恢复人文与自然生态的一种总体把握。只将高耸的城墙作为城市古文明象征，有所偏颇，大肆重建明清城墙，更是误区。古水系特别是明朗的河流和池塘，属于生态文明，更为重要，是地下钢铁管线不能完全取代的。

我国的古城址众多，每一处的历史和现状也各有不同，如何做出展示的抉择，进而推陈出新，促使旧城区发展的常态化、科学化，同时保存人们爱国爱乡的力证，增加一地及全国的凝聚力与和谐度，是对学者、官员们良知、素养和水平的考验。如果只是急功近利、千篇一律或大同小异地打造所谓古代风貌城镇，不顾对古城址的展示、活用、发掘与呵护，将会留下许多历史遗憾！

（作者孟宪民曾任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副司长、博物馆司司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

编辑：吴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