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浅论）

当前乡村振兴基层实践中隐性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与治理断想

韦绍行

隐性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在高压整治下的隐形变异形态，以数字化赋能、流程规范化、工作创新为伪装外衣，隐蔽性、迷惑性突出，本质仍是重形式轻实效、重留痕轻实绩、重显绩轻民生的官僚主义惯性作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基层是战略落地的核心载体。中央为给基层减负，多次出台常态化整治乡村领域作风顽疾。经过多轮专项整治，文山会海、景观工程、扎堆督查等显性形式主义得到有效遏制。但在一些地方，隐蔽化、嵌入式、变异性的新型形式主义又在滋生蔓延，呈现伪装性强、识别难度大、传导链条长、反弹风险高等特征。深入剖析其现实表征与生成机理，对标中央要求构建系统化整治体系，是夯实乡村振兴作风保障、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乡村振兴基层实践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隐性形式主义是潜藏于基层治理流程中的隐形作风顽疾，是束缚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阻碍实干落地的隐形桎梏。2024年，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以刚性制度划定减负纠偏底线，为整治基层隐形作风问题提供根本遵循。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乡村振兴作风建设，明确杜绝形象工程、数字工程、痕迹工程，推动基层干部下沉一线、深耕民生实事。

常态化整治之下，乡村振兴显性形式主义得到有效遏制，超长会议文件、粗放景观打造、重复督查等乱象得到全面整治。但形式主义并未根除，而是迭代变异，深度嵌入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防返贫监测、乡村治理、文明创建等重点工作。此类隐性形式主义依托数字化平台、标准化台账、规范流程、示范评比合规运行，隐蔽性极强，上级督查难以甄别，基层被动应付、群众福祉受损却难以举证，治理难度较大。

隐性形式主义的蔓延形成明显治理悖论：一方面中央持续释放松绑减负、务实求真的鲜明导向；另一方面基层仍深陷填表留痕、数字美化、迎检备料、表演式落实的内耗困境，产业提质、基建管护、养老服务、矛盾调解等核心民生工作不同程度被弱化。这个问题尽管目前尚未构成普遍姓，但其危害及蔓延趋势不可低估，因此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对此事引起高度重视，需跳出对其仅仅归入个人作风偏差的单一认知，应该从治理机制、考核导向、价值理念、治理结构多维度剖析生成逻辑，构建靶向治理路径，保障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二、乡村振兴基层实践中隐性形式主义的多元现实表征

相较于直白粗放、造势作假的显性形式主义，隐性形式主义依托制度规范、数字技术、工作流程隐蔽包装，欺骗性、隐蔽性显著增强，主要分为四类典型形态，渗透乡村振兴基层工作全链条。

（一）数字工具走样，催生指尖隐蔽负担。数字化治理本是赋能乡村发展、精简台账、提升效能的现代化手段，却在考核压力下异化为隐性形式主义载体。一是多平台重复填报，各涉农部门独立搭建业务系统、数据壁垒突出，农户基础信息反复录入，造成大量无效基层劳动。二是数字留痕替代实地履职，部分乡镇硬性要求村级每日上传走访影像、规范打卡留痕，倒逼干部重素材拍摄、轻实地帮扶，出现线上台账完备、线下诉求搁置的履职脱节。三是线上考核层层加码，以平台活跃度、打卡频次、传播数据核定工作成效，催生各类数据造假、流量投机行为，数字化彻底偏离减负初衷，演变为新型指尖负担。

（二）流程标准变形，滋生空转式落实。以规范流程掩盖履职缺位，是隐性形式主义最普遍的表现，核心问题是程序合规、实效缺失。一是文件会议空转传导，上级政策逐级转发细化，仅增补材料表格，无实质落地举措；会议只求即时传达、留存台账闭环，无后续调研落实与整改推进。二是台账管理过度泛化，多项工作统一制式台账、按期归档装订，部分村庄耗费集体资金堆砌纸质材料，重资料完善、轻治理实效。三是政策执行选择性变通，基层优先推进易留痕、可量化、好考核的显性工作，对周期长、见效慢、难造势的民生工作消极应付。厕所革命、产业帮扶等工作重建设、轻管护、轻产销，大量项目建成闲置，政策落实仅停留在程序层面。

（三）示范创建跑偏，滋生表演式治理。各类示范创建、样板评比逐步脱离惠民提质初衷，演变为短期化、表演化治理乱象。一是迎检式整治常态化，督查观摩前夕集中突击整治环境，督查结束迅速反弹；资源过度集中于沿线样板村，偏远村落管护缺位，形成发展两极分化。二是示范评比重包装、轻实效，评比指标侧重环境风貌、展板文案，弱化群众增收、矛盾化解、治理增效等核心指标，部分村庄举债造样板、争荣誉，最终债务留村、惠民落空。三是观摩活动刻意编排，固定路线、筛选点位、统一话术，刻意规避发展短板，呈现脱离实际的美化图景，无法反映真实振兴成效。

（四）权责分配失衡，滋生痕迹式自保。基层权责失衡、压力下沉的治理格局，催生了以留痕免责为核心的隐性形式主义。上级部门常态化下放涉农任务，却不同步配套人员、资金与技术支撑，村级为规避问责，过度留存各类履职佐证，耗费大量精力整理免责材料，挤占为民办事时间。同时，基层一票否决事项多、问责压力大，部分干部形成“留痕即尽责”的扭曲认知，依靠台账完备度规避履职风险。跨部门协同工作权责虚化，各部门各自加压、相互推诿，所有落实压力最终下沉村级，持续加重基层台账内耗与自保式履职。

三、乡村振兴基层实践中隐性形式主义的四维生成逻辑

隐性形式主义并非简单的个人作风问题，而是科层传导、考核机制、价值认知、治理结构多重耦合形成的结构性治理难题，具备稳定内生演化逻辑，是基层治理体系运行偏差的一个突出体现。

（一）科层传导逻辑：层级加码形成传导张力。乡村振兴是多级联动、多部门协同的系统工程，层级传导中天然存在任务加码、信息衰减张力。各级部门为规避履职风险、凸显工作站位，不断增设细化指标、配套任务，持续放大基层工作量。乡镇资源有限，只能将任务全数下移村级。基层治理承载力存在刚性上限，实干资源难以匹配层层加码的考核要求，只能选择台账填报、数字打卡等低成本形式化手段应付工作。上下级信息不对称，上级仅凭书面材料、线上数据评判成效，为隐性形式主义滋生提供了空间。

（二）考核激励逻辑：评价失衡固化路径依赖。考核评价体系偏差是滋生隐性形式主义的核心制度诱因。当前乡村振兴考核存在明显“可视化偏好”，台账数据、样板点位等显性指标权重高、易核查，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风文明等长期潜绩难以量化、占比偏低。在评优奖惩、晋升激励导向下，基层倾向打造显性亮点，忽视长效民生工作。同时，督查考核碎片化、常态化，高频迎检倒逼基层维持常态化备检状态，即便知晓部分工作无效也不敢松懈，形成“考核倒逼形式主义、形式主义适配考核”的恶性循环。群众评价未刚性纳入考核，实干为民的价值导向持续弱化。

（三）价值认知逻辑：观念错位加剧双向失衡。政绩观错位与基层能力短板的双向失衡，是隐性形式主义变异的主观动因。部分上级干部脱离乡土实际，以城市标准化管理模式约束乡村工作，一刀切推行台账、打卡等制式要求，脱离农事农情。部分基层干部功利思想突出，重短期显绩、轻长远实效，重对上负责、轻群众诉求，以材料完善度、样板美观度评判工作质量。同时，基层统筹协调、资源整合、对接减负能力不足，村级队伍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面对繁杂任务无力创新实干路径，只能机械照搬流程、被动应付考核，催生各类隐蔽履职乱象。

（四）治理结构逻辑：供需脱节产生衔接断层。涉农资源持续下乡，但配套治理制度未能适配乡村自治实际，形成治理供需断层。一是行政力量过度渗透村级自治，行政事务挤占村民议事、集体治理空间，村级自治行政化问题突出。二是资源分配、考核标准一刀切，未结合各村禀赋差异分类施策，薄弱村庄难以实干达标，只能依靠材料包装、样板打造补齐短板。三是群众监督机制不完善，隐性形式主义隐蔽在流程数据之中，群众识别能力有限，村务公开重结果、轻过程，资金消耗、履职成本不透明，自下而上的监督制衡缺位，作风问题难以及时纠治。

四、对标中央要求治理乡村振兴基层实践中隐性形式主义的断想

中央相关为基层减负工作明确坚持源头治理、刚性约束、群众导向的核心原则。整治乡村振兴领域隐性形式主义，不能采取突击性整治手段，需立足深层生成逻辑，构建“制度纠偏、考核重塑、治理优化、思想固本、长效监管”五位一体治理体系，实现标本兼治。

（一）顶层制度源头纠偏，厘清权责斩断加码传导链。严格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刚性要求，从源头斩断层层加码链条。一是健全县乡村权责清单与村级事务负面清单，取消无保障、无支撑的达标创建和专项报表，严控一票否决事项，杜绝任务无底线下沉。二是规范发文、会议、督查管理，建立减负评估机制，整合重复督查、冗余报表，推行联合督查、备案督查，杜绝多头进村增加村自负担。三是打通涉农数据共享壁垒，整合各类业务数据库，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清理冗余打卡程序与APP，严禁线上数据与考核评优硬性挂钩，根治指尖负担。

（二）重塑考核评价体系，立足实效弱化痕迹权重。重构考核评价体系，扭转重痕迹、轻实效的路径依赖。一是优化指标权重，大幅降低台账、展板、样板等显性分值，提升集体增收、基建管护、诉求办结、群众满意度、产业可持续发展等实效指标占比，对短期样板工程、景观项目从严扣分。二是健全群众刚性评价机制，将屋场恳谈、入户测评、村务监督评议作为核心考核依据，督查暗访随机走访、不预设路线，以群众真实口碑检验工作成效。三是精简碎片化督查，实行年度考核与随机暗访相结合，重点核查台账与实地成效匹配度，严肃追责数字美化、材料造假、项目闲置等隐性形式主义问题。

（三）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平衡自治强化群众监督。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弥合资源下乡与乡村自治衔接断层。一是还原村级自治本位，厘清行政事务与自治事务边界，发挥村监事会、议事会监督作用，严控集体资金无效支出，杜绝台账制作、样板造势等非生产性耗费。二是搭建常态化群众监督渠道，依托村务公开、乡村夜话、监督微信群，全面公示项目资金、运维开销，开通作风问题举报通道，建立快速核查处置机制。三是推行差异化考核，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分类定标，杜绝一刀切要求，允许基层结合乡土实际务实履职，减少包装应付的客观需求。

（四）固本培元思想建设，校正政绩提升基层实干能力。强化思想建设、校正政绩观念，全面提升基层实干能力。常态化开展政绩观专题教育，组织干部学习中央减负整治部署，剖析隐形形式主义典型案例，树立实干为民、久久为功的正确理念，摒弃急功近利、重表轻实的功利思维。分层开展能力培训，提升乡镇干部统筹协调、减负对接、资源整合能力，强化村干部轻量化数字化履职、群众工作、产业运营实操技能，引导基层干部跳出留痕自保思维，以实地调研、群众协商、务实干事替代材料应付与数字造势。

（五）健全常态化长效监管，从严执纪防止整治反弹变异。隐性形式主义具有隐蔽性、变异性、反复性，必须健全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纪检监察部门聚焦乡村振兴领域作风监督，重点查处重复填表、数字造假、迎检式整治、台账免责等隐形变异问题，坚持双向追责，既问责基层应付乱象，也整治上级层层加码问题。建立形式主义动态监测机制，常态化收集干群减负诉求，提前识别、纠治隐型作风问题。持续巩固基层减负成果，引导干部彻底摆脱台账内耗、虚假落实、表演式履职，全身心投入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乡村治理一线，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扎根乡土、惠及群众、落地见效。

（作者系副研究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原处长  广西老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

编辑：吴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