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洪丽经常骑着电动车，载着简易折叠床到温榆河边看书。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巩淑云 摄

施洪丽与爱人。受访者供图

施洪丽出租屋内的角落。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巩淑云 摄

“一颗种子，只要温度、湿度适宜，就会发芽，人也一样，不违法，不犯罪，不坑蒙，不拐骗，活着就为活着。我觉得值得活就行。”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一期主题为“家政女工：生命经验及其文化表达”的论坛上，该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鲁太光在最后发言时引用了周立志的一首诗《虎耳草》：“虎耳草匍匐前行，它有与生俱来的/山野气。比世俗更高的是悬崖/比悬崖更高的是虎耳草……我看到过他们，喊出的号子高过虎吼/他们将山体切开，也蹚出一条硬路/我每次走过这样的路/都能听到虎在低啸。”他接着说：“这诗歌写的都是在座的所有人，所有的劳动者。我们劳动者是很厉害的，我们能发出虎啸龙吟。”

能发出虎啸龙吟的家政女工，让我想到了那天未到场的施洪丽。

施洪丽身上的标签非常鲜明——有侠义精神，抗癌月嫂，在劳动中写作，“活着并且大笑”（施洪丽一篇文章的标题）……整个人就像新出的书的名字一样：嬢嬢勇猛。

新书出版，加上新书出版不久前还参演了电影《我，许可》，所以有很多媒体采访了她，关于她的报道也非常多。我为什么要写她？如果她是一个“消费”自己身份和身体状况的素人写作者，那她也没有特别的代表性；如果流量乐于追捧一些歌颂苦难的故事，那她也不是那个歌颂苦难的人……直到听到鲁太光说“虎啸龙吟”，我意识到，施洪丽值得写的是她的龙筋虎骨，是她笔下的“江湖往事”，以及那些往事中底层劳动者们的真实生存。

寻路

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吴各庄村，一间七平方米左右的出租板房里，我见到了施洪丽。“怎么找到这里的房子的？”我问。“很简单啊，村里肯定要往外租房子的嘛，顺着找就找到了。”她回答得非常轻松。我意识到，这点事在她这里根本就不是事儿，我的问题也就算不上是什么问题。来北京的几年，她在西北门村，在尹各庄，在北京多个城中村住过，这是她的日常。

和施洪丽相知的同在北京做家政的杨晶曾经说：“施洪丽很厉害的，我们到北京都是先在中介公司过渡，赶紧找到雇主然后上户。但她到哪都先租房子，种菜养鸡，她就扎下来了。”

施洪丽说：“我是没办法呀，我到哪都得带着我那生病的先生。”接着话锋一转，说：“不过我的谋生能力确实比较强，饿死我那还了得？！”然后哈哈大笑起来。55岁的她声音尖利洪亮，胖胖的脸上有酒窝。我们聊着聊着，她变得很兴奋，有邻居走过来让我们声音小一点。她的话和她的笑，让我想起几年前在一次活动中，大家在一个话题上七嘴八舌没个定论，施洪丽一句话就纠正了跑偏的讨论然后给出论断，仿佛一个锥子在一瞬间将事实攮透。

和很多由地方劳务输出统一安排外出的家政工不同，施洪丽说她像何伟的书名一样“寻路中国”：高中辍学后，从四川简阳的书房湾嫁到小湾村，婆家“老的，傻的，疯的，病的”，务农顶不起如此沉重的家，想靠煤油灯孵蛋创业，但一场大火把她逼到城里；到四川成都、重庆辗转打工，在度假村做配菜墩子，在火车站摆摊、擦皮鞋，做保姆、小时工；“高光时刻”自己开办家政公司，失败后来到北京，一度成为“金牌月嫂”……在做这些职业时，她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比如火车站的“串串”“整猪”“打张子”的人、独自挣钱养娃的舞女、有各种经历的家政女工、算命的、病友们……

在《嬢嬢勇猛》中，我数了一下她做过的职业有十几个，写到的人物有近百位。施洪丽说：“其实不止嘞，我写了27万字，最后删到了9万字。”即便如此，读她的书、听她讲故事时，感觉有一台摄像机架在她的肩膀上，用高速延时的方式，带着读者看到城乡与时代的浮世绘，看到原来普通劳动者们是这么生活的，看到她和众人的生命褶皱是如此密集而幽深。

这样的生活，是很多在信息茧房中的人们难以看到和想到的，也是很多作家浮皮潦草地采风采不到的，施洪丽像一部公路电影里的导演和主角，在农村、后厨、路边、火车站、黄瓦街、不同雇主的家中、医院等空间里，“扎下来”，和不同的人交往着，盘根错节地活着，并记录下来。

施洪丽能把生活写下来，把这些在生活里闯荡的普通人写下来，这就是“啸”，就是“吟”。因为她是文艺的生产者，而之所以能生产文艺，根本上是因为她是生活的生产者，她写的也是生活里的生产者们。

然而，如此艰辛和勤劳，命运似乎并不放过她。2020年，施洪丽确诊了乳腺癌。“从北京到四川，从安贞到华西，从省医院、西部战区总医院，到利康医院、县医院，我们像无头苍蝇，晕头转向，莫衷一是。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绝望、不堪回首的日子，我简直就像涸辙之鲋，难以诉之笔墨。让我害怕的，与其说是预知死亡的恐惧，不如说是巨额的医疗费。”

这期间，她也恐惧，也嚎啕大哭，也情绪崩溃，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她只能往前看。书中说：“手术后，人生掀开新的一页。我领悟了活着的意义，一颗种子，只要温度、湿度适宜，就会发芽，人也一样，不违法，不犯罪，不坑蒙，不拐骗，活着就为活着。我觉得值得活就行。我谨遵医嘱，积极康复训练，每天做爬墙操、手指操，捏布球，做义乳，织毛衣。”在医院中，很多人被恐惧支配着，施洪丽是话痨，她说自己“上蹿下跳”。有人想不开的时候，护士就会派她去，说：“你去吹吹牛，聊聊天，开导开导，注意呀，戴好口罩，开导完就回来。”

当时医生判断她的生命只有几个月的期限，但她靠她的意志力活了下来，还一如既往地照顾全家，尤其是病入膏肓的丈夫。

她说：“我走起路来地动山摇。”

她还说：“我能怎么办呢？复发就复发吧，化疗就化疗吧，大不了重新开始。”

是什么支撑着她？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时间会对我宽容吗？我不知道，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

石谷中的刺八花

江湖往事里，一些事和人，经过之后就过去了。但施洪丽总会想起小瑛，写到小瑛。似乎她与小瑛互为镜像，惺惺相惜。她和小瑛、左琴是村里的另类，因为她们从小就爱读书，爱写东西，她们曾在泡桐树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小瑛读书读得痴迷，短暂的一生里，《一个无辜的少女》在丈夫反复撕碎中重写，最终整部小说在被丈夫当引火柴烧了之后，她的生命也随之终结了。

在村里，她们不配读书，不配写作。“这书房湾的人，对影视剧里的悲欢离合哭得稀里哗啦，对自己身边的小瑛，却仿佛她能影响他们吃饭睡觉一般，她的影子飘过，都要讥讽‘诛杀’一番，解解气也舒心。憎恶和尚恨及袈裟，唾沫几乎也喷到我和左琴的脸上。”

小瑛的死，让施洪丽想到开在石谷里的刺八花。她强调：“不是喇叭花，是刺八花，也叫刺蘼，在古代那是有风骨的爱情的象征。”她的书中，有很多这样非常有意象、有寓意的用词，而且文白夹杂，能看出施洪丽看了大量的书，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

后来，小瑛的母亲看到施洪丽就想起自己的女儿，便说：“那时候就是穷，没办法呀。要是有钱，她想看书就看，碍着谁了？”施洪丽在书中写道：“农村生活不是文学梦，不是诗和远方，不是卿卿我我你侬我侬，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去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是去卫生院治病，是脚板揩油对付刁难的地痞。”

和小瑛相比，施洪丽在读书上是相对自由的。施洪丽的外公是讲评书的，母亲受外公影响，也会说些评书戏文的段子，还会背《红楼梦》中的一些诗词。家里有四大名著、《聊斋》等书，她回忆：“我记得家里的《红楼梦》还是线装书。”村里老人有时见到她会说：“洪娃儿过来，给我们讲讲故事。”施洪丽从小就能说，把“杨志卖刀”“秦琼卖马”“梦斩泾河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等段子讲得惟妙惟肖。“《红楼梦》不论从哪里开始，我都能接住给讲下去。要是讲《金瓶梅》，没有人能讲得过我。”

再后来，她就买书，中外名著都看，福楼拜的，三岛由纪夫的，渡边淳一郎的，有些译作她能分辨出哪个版本最好。刚出来打工不久时，她先生到成都看她。两个人坐在保姆市场的立交桥下，搜遍全身，发现浑身上下除了先生回家的路费，只剩3毛6分钱。原来钱用来买了《青年近卫军》《浮士德》上下册和《宋词详解》。先生陪她买完书，饿着肚子回的家。

她的出租屋里，床非常高，底下堆着各种杂物和书籍。屋子周围全是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书，“家徒四壁书”，但这也仅仅是她做“蓉漂”“京漂”中漂来漂去剩下的一小部分。

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她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光日记本不知道记了多少本。但真正的写作一直没有开始，为了生存而奔波，没有大段时间写作。2006年她在重庆打工时，猛地发现自己有白头发了。“那一年我记得清楚，因为那一年重庆大旱。我觉着我得写了。”但做月嫂的她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会儿宝宝哭了，还要照顾宝妈，一会儿烧菜，一会儿又要洗衣服”，而且是在摄像头的“注视”之下，所以她就只能用碎片化的休息时间在手机上打字。一晃又是几年过去，双鬓斑白。2017年，她带着病重的先生来到北京看病，恰好范雨素在网上爆火。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她就辗转来到了皮村“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

当时，文学小组的志愿者小付正在洗衣服，跟施洪丽说：“那儿有北大的张慧瑜老师给工友们买的本子和笔，拿一些回去写写画画。”就这样，施洪丽就加入了小组，上的第一节课，就是张慧瑜给工友们讲《我是范雨素》。

那时，施洪丽周中在雇主家做家政工，周六的时候，先生就骑电动车送她去文学小组上课。施洪丽在里面学，先生坐在门口等，无论春夏秋冬。大家让先生进屋里，先生怕自己的咳嗽影响大家而坚决不进去。施洪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2.8万字，最后只收录了7000字。我写的东西太敏感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霍艳对施洪丽的作品非常赞赏，她在《新大众文艺不仅要见人，更要见作品》中写道：“当我们面对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时，总会自觉地不以文学标准要求他们，只强调他们身份的标签，宣扬写作对于底层劳动者脱离苦难的意义……不以文学的标准要求他们，看似是一种‘体贴’，其实是一种‘傲慢’，潜意识里认为他们写不出优秀的作品。但施洪丽的作品即便放到严肃文学脉络里也毫不逊色，她对于文学的热爱，比很多专业作家还要虔诚。”

活着，写作，大笑

在采访前，我看到书中写到癌症可能复发，施洪丽的形象便在脑中不断浮现，手机上是她为了《嬢嬢勇猛》的宣发而忙碌的身影。当时在准备的提纲边上写了一句话：“好像面对一个演了一场极逼真的戏的演员，戏罢散场，安然无恙。多么希望这就是一场戏。”

可真正见面时，就真切地感受到，这不可能是戏。她换衣服时，我问能不能看看手术的刀疤，她很坦然。右侧的那道疤在平坦的胸前触目惊心，我忍不住红了眼眶。她赶紧说：“没事儿，医生本来给我切两边，我说我得打工干活，两边都切我没力气了呀。”晚上她累的时候，就将胳膊吊在床边的橙粉色绣花丝巾上休息一下。很难想象，这道疤的主人一直在大笑，也一直没有停止顶住一个家，没有停止写作。

这是一个女人在有限的时间里，与活着，与写作的艰难共生——我写故我在。

采访前见到她时，她正坐在窗前的小桌前对着电脑敲字。“状态好时，一天能写十几个小时。状态不好时，化疗药物的副作用就出来了，眼眶疼，头也疼，没办法。”

有次复查，一直给施洪丽拍纪录片的橙子跟着她。医生拿着报告说有可能复发，施洪丽瞬间崩溃，突然感到医生的脸化成了小瑛。“我真想大喊，你死了，与我何干？我为啥要写你呢？我要工作，要治病，我没时间坐下来写你那些破事。”她看橙子拍的镜头里的自己，难过不已，“我的脸呢，比确诊时更恓惶、恐惧、苍老。我没有脸了。我的小说才写了几万字呢。”

《嬢嬢勇猛》出版后，施洪丽前前后后接受了几十家媒体的采访，也参加了一些活动，还有记者跟着她去了她在四川的老家，连她帮丈夫洗澡的细节也都写到了。施洪丽很配合采访，倒不是为了出名，因为她非常清醒地知道，一本书根本改变不了命运，只不过她觉着大家都不容易。“过段时间就好了，热度过了，我得接着上户了。”

对于文学，她和小瑛一样痴迷，但绝不将之放在绝对的精神层面。她说：“不要拔得太高了，在我看来就是读起来愉悦，然后才是精神。”为什么喜欢写，是因为她感到只有写作时人是自由的。“像我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写作让我一下子有了自主权，我可以选择我喜欢的人和事来做。这是一件愉快的事，如果能卖钱，那肯定好，就是不能，也能接受。做什么都能养活自己，能写就写，不能写就不写。”不过现在，她对自己有了一些要求。因为得病后，有一些人帮助了她，尤其是文学小组的人。对他们的善意，施洪丽说：“很多我无法还，我就只能写作。”

施洪丽的愿望，不止于出一本自传性的非虚构作品。她知道，大家乐于看到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身份和经历，但她更在乎的是她的小说。眼前，她在修改一本关于村庄的“百年孤独”。“就是一百年，一百年里的人性。”现在，她的电脑里有一百万字的草稿。

《嬢嬢勇猛》宣发时热辣滚烫，报道中的施洪丽也热辣滚烫。但日子终归要一天天过，施洪丽和她那一刻都离不了制氧机的丈夫要一顿饭一顿饭地活。热度过去，施洪丽现在又重新上户了，仰天大笑出门去也好，嚎啕大哭出门去也罢，她得活着。但她的“百年孤独”还在继续，文学给她的，不仅是娱乐，是文学素养，还有闯荡江湖的侠义精神，以及遍尝生活、看清生活后，依然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

作者：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巩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