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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推进乡村振兴的基层实践——“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2021年度案例观察

时间:2022-08-27 作者:城市乡愁 来源:农道之家 点击: 717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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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和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联合起来,与多地政府以及县乡村的农民组织合作,举办了6期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与其他论坛最大的不同是,一线探路者群体为主体,村支书、合作社理事长、农民代表和支持他们的党政组织、企业家在论坛上讲故事,各界代表倾听、提问,学者点评。在这个基础上,农禾之家研究组团队负责提炼。我们将探路案例中最值得记取的经验、做法、机制机理,还有大家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做进一步整理,形成专栏再奉献给大家。同时,我们对每一期论坛故事的看法也写成社评发上专栏。尽管6期论坛只反映了6个地域的村庄在乡村振兴中的做法,不过,他们有的坚持了几十年,有的在创新路上有十分罕见的重要突破,确实具有典型性。而且在这些各自不同的故事当中,还有着很鲜明的共性。为给读者增添阅读的兴趣,我们将整理专栏时汇集的一些思考简述如下

本书执笔作者简介

本文执笔人为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建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易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晶晶(土生工作室负责人)。研究组成员中孙同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郭静(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胡靖(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辛迪(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续志琦(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院发展研究专业在读博士)对本文也有贡献。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吕松波和周王瑜为本文撰写做了大量的协助工作,在此表示衷心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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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公共意识缺失,回归需要艰苦的教育工作


现在,乡村振兴成为全社会的最热词,但在农民那里却热不起来。甚至政策话语越是高大上,农民越不感兴趣。尽管农民为主体的话语频频出现在文件报刊,但是农民这个主体却出现了集体无意识。这似乎是乡村振兴最大的阻碍。


农民为什么对政策话语没兴趣、没感觉?有乡村调查数据证表明,当下中国小农户的分散和弱化是明清以来最严重的,现在虽然有了较先进多了的生产工具,但维系他们之间的互助互信、情感连接的社会纽带正在瓦解,在一些地方几乎完全消散。这个现象是历史性变迁——包括农村人口结构变迁剧烈、年轻人基本上离开农村、家庭规模缩小与分化,农业式微、乡村在开放和流动中走向凋敝等等——的反映。这个现象正是推出乡村振兴、发展乡村产业、组织农民的原因。


我们认为,乡村振兴工作难,新的现代化的东西很难植入乡村,其最重要的、也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中公共意识的缺失。没有相应的公共意识,任何的集体行动或合作行动都会是事倍功半,甚至变形和沦为形式主义。


造成农村中公共意识缺失的原因非常复杂,农民善分不善合。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土地承包制,多数农民是欢迎的,返回小农是“集体意识”。这与小农秉性中天然带有的自由交易偏好有关。而后国家政策倡导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却一直很难统起来。到现在几十年过去,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统”的困难比那时更多,情况更复杂了。意识问题用单纯强化意识的政治动员去解决不但无效而且有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乡村振兴和乡村产业发展并非主要是单一的经济性问题,而是必须发挥好它不可替代的功能,确保国家粮食、生态、文化的持久安全。就此点而言,它就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公共事业。这也是当前应该着力推进的基本的社会认知,着力培育的社会公共意识。


在农业农村问题上的公共意识与对农村集体的公共认知直接相关。40年来,从土地个人承包开始的改革固然在一段时期的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只分不统的现象。不仅生产效益下降,还连带整个乡村环境和乡村治理出现大问题。乡村的社会人文环境发生逆转,集体的财产被分光吃净,漠视集体成了普遍现象,集体成了无权无能无钱无地的代名词。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乡村进行的以集体主义推动社会主义意识的教育成果几乎全部丧失殆尽。在乡村,起码一两代人都缺失了集体意识。不仅利益纽带断裂了,连情感纽带都断裂了。没有集体,乡村就没有共同的东西。没有集体意识、集体行动,乡村经济就变成个体的天下。结果是导致了乡村内部的贫富差距比城市还要大。


尽管这些问题在政策层面已经受到重视,党中央发起的乡村振兴号召已经昭示了国家政策的调整,但是,那种滥用或拘泥经济理性人假设、唯经济论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们对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的认识深化,拖了政策的后腿。


在我们认为做得最成功的四川战旗村,最与众不同的就是保持和发扬了有史以来的村民互助互信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历任党支部书记继承了人民公社时代全村当民兵、集体学大寨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带领和组织全体村民朝向全村整体致富目标不懈努力。他们也曾一度因分田到户、集体企业的资产个人股份化而陷入发展困局,是党支部自我警醒,自行拨乱反正,将集体资产收归集体,将土地重新集中,以集体规划和运营的方式让全体村民因集体而长久获益。


曾经被全镇评为倒数第一的山东烟台市的衣家村、田家村以村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的方式,在环境改造、社会治理、乡村产业发展等各方面治乱、治穷,将情感纽带和利益纽带有机衔接,重建村民对集体的信任。


还有河北的南峪村、内蒙的常善村,都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摆脱贫困的。


他们的共性,一言以蔽之,就是把缺失的集体意识、集体组织、集体行动找了回来,重建集体经济,并以集体经济为平台,搞活了个体经济。这说明,挽救乡村公共性缺失的力量,就在乡村自身。只要聚集起乡村的集体力量,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众多农民直接影响程度最大,直接接触和信息交流最频繁,能够最有效直接解决他们日常“小问题”的就是村级基层集体组织的行为。


集体兴则农户旺,集体衰则农户散。农民有积极性了,乡村才能振兴。


消失削弱的公共性意识怎么能找回来?从哪里找回来?农民教育、干部教育,或者说党的教育和社会教育是法宝。


案例中烟台市委组织部在烟台地区推动村党支部领办集体性合作社,就是依靠对各级干部的普遍深入、鞭辟入里的教育。仪陇乡村发展协会总结了一整套教育农民的方法和工具,形成体系化、常态化的系统,在全县范围孵化培育了一批村级农民合作社骨干和返乡青年创业大户。他们的教育让农民和干部转换了思想。丢失的公共意识回来了,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物质世界跟着就变了。在教育当中,经验传递很关键。结合实践讲案例,实践者与实践者互动交流,专家学者参与总结和传递,都是有效办法。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教育是一个熏陶濡染的长期缓慢的艰苦过程,不能坚持走下去,就难以达致目的。战旗村今日的成功,村庄民主治理的养成就是他们在几十年实践中自我教育,互相教育积累的成果。


教育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应该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尽管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度的、脱离实际的、虚假的形式主义现象,但我们也有正面教育的好传统和众多的经验积累宝藏。党的群众路线、民主作风的教育都是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应该予以发扬光大。


物质利益和精神陶冶是相互影响的。村集体让村民亲身感受到共同合作的真实利益,才有助于让公共意识从无到有、从浅到深的成长起来。对农民的公共意识教育在建立合作过程中不可缺少,但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实现合作潜力的感受才是公共意识得以巩固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公共意识与公共利益的获得是互动的,后者更具有基础性。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制度创新的新时代。这些鲜活的案例反映出基层农民正在不懈地探索适合乡村产业发展的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运行机制。我们从这些案例获得的启示是:公共意识的重建是最艰难的部分,也是传统小农通过组织化而扬长避短、变弱为强,踏上乡村产业现代化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环。


二、乡村产业是有公共性的产业


乡村产业具有强大的公共意涵,尽管它业态散,而且小规模占多数,但是它根植于县域、有乡村特色,有人文背景,和自然资源紧密相关,所以天然具有连接小农户的能量,能提供就业机会、创造新的收入来源、遏制贫富分化,特别是搭上多种类型农民合作组织这个载体,就能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推动农民共同富裕上,发挥规模化的作用。


我们不能仅以单纯的经济视角看待乡村产业的价值,仅仅以对GDP、税收的贡献要求和评价它们。或者说,它们的存在有正当外部性——想想近年来人们对社会发展平衡和谐、对生态环境的越来越迫切的重视,不难认同这一认识更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


乡村产业连接小农与市场的作用值得重视。例如内蒙经棚镇联合会通过镇村一体的服务网络,将小农最需要的生产、经营、购销、消费、信用等综合服务直接送到千家万户,通过互助合作的分配原则,让所有参与主体凭借各自的劳动付出获得相应的所得。他们的服务组织化、规模化方式很奏效,2020年底当地实现了脱贫摘帽。他们有一支80多人的专职工作团队,大中专学生占一半,大家拿着微薄的工资,全心全意下乡入户为农民服务,自办超市,将消费品送下乡,支持乡村新业态,将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拿到超市售卖,以城乡大流通网络满足乡村大多数小农户最迫切最普遍的生计需要。这是货真价实的公共服务。它表明,公共服务、公益行动并非只在扶贫济困、安老助孤和社会治理领域,其实乡村产业的融合行动背后有着强大的公共意涵。农民共富、城乡融合并非是单纯经济政策,而是嵌入了经济意涵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


公共品的有效提供并不是只依靠市场机制。经棚案例和本书提供的其它案例充分地表明了,善用政府补贴,发挥乡村治理和乡村环境文化方面的功能,为农户提供公共服务,都是公共机制在发挥作用。它增强了农民和村集体的主体性,促进了乡村产业更有效地发挥经营效率。


在发展农村产业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忽视其公益性或公共性的存在,甚至将它与商业对立起来。受这种观念的束缚,我们常常会面临如下的“双重尴尬:论公益性、公共性和农民组织化,只能在乡村治理和社区服务领域讨论,而在乡村产业领域就不能提,因为后者是经济性的;论经济性,则要与“现代化企业”比商业利润率等产业竞争力指标。这样的观念妨碍着我们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顺利实施。


进入新时代和发展新阶段,我们倾向于需要有这样一种理念: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和发展乡村产业的实践中,提供与维护整体性公共利益的机制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机制缺一不可。两者的良性互动与平衡互补才能起到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将公共利益机制撂在一旁。在乡村产业事业中,公共性或非营利性往往与经营性同时并存,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互相关联、互相循环和互相促进的互嵌关系。


描绘现代化蓝图固然需要,而更加需要的,是将缺失的公共性找回来。乡村集体组织应该定位为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形式,乡村集体经济应该定位为具有公共性的经济。


三、乡村休闲旅游业开发应该体现村庄资源整体性


乡村休闲旅游业是拓展农业农村功能价值的产业,也是能创造较高价值的产业,所以在国家关于乡村产业指导意见中,将它专列为一个大类。国家要求乡村休闲旅游业要突出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推进主体多样、引导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文旅企业及社会资本进入项目建设。”


但实际情况是这类项目由于受到下乡资本的青睐,又能通过与政府谈判获得较大面积的土地,政府也习惯于以大规模项目上报业绩,所以成为各地产业振兴的首选。这导致:一,类似新一轮圈地,农民的土地被一次性买断,切断了可持续增收的来源,难以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二,大规模建设需要大笔资金,投产以后往往达不到设计效果,人流稀疏,导致参与方包括政府都得承担项目亏损;三,下乡资本将绿水青山从村庄切割出来建成有围墙靠卖票的大观园。不愿意和村庄共同发展,认为这是一种负担。而村民就当然地将这类拿资源、要项目的企业视为与自己对立的“他者”,即便入园当临时工,也不好好干。也就是说,目前下乡资本建的休闲旅游基地,并非按照国家要求的乡村产业目标去打造,而是沿袭曾经的大规模、高标准的农业产业化路子,走的是与乡村脱离的“飞地”建设之路。


而我们选择的案例却呈现大不一样的情况。同样是休闲旅游取向,同样是企业进村建景区,汪家村的拾里庭院项目和村庄是融合为一体的。村民照样生活在自己原来的地方,不需要以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房产、生产与生活之间互相彻底地分离开当做产业经营的前提条件,他们将此称作“住商融合”。在这里,商户成为新村民,他们将部分营利通过驻村企业交给村集体,按照村民委托村集体统管的闲置资源份额进行分配,村民由驻地企业统一组织成“帮帮团”服务商户,住商利益一体,关系融洽,情感融合,不是“飞地”而是城乡融合新景区。受村集体委托对闲置资源进行统一经营管理的驻村企业“拾里庭院”,与村集体、村民、外来商户结成利益共同体,自己宁可“战略亏损”也要让村民和村集体有盈利。历经了3年的运营后,目前他们已经损益平衡。可见,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利益分享制度安排是休闲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根基。


邻近北京野三坡景区的南峪村过去一直是个贫困村。中国扶贫基金会“百美村宿”项目进村之后,一次性投入1200万元资金,将村民的闲置房屋建成高标准的村宿,还帮助村集体成立了全体村民参加的农宅旅游合作社,引入市场企业一起经营,发展村宿休闲旅游。外部投入的公益资金化为村宿的资产分给全体村民共同有持有,村民每年能从村宿经营利润中得到分成。村宿的成功带动了村民自办民宿的热潮,全村都吃上了旅游饭,很快实现了脱贫致富。


战旗村则是另外的样式。他们的休闲旅游业是土地上长出来的产业。村集体拿出土地经营收益相当大的部分部分建立公共设施,不但有乡村十八坊、壹里老街、豆瓣馆等平台,直接给身怀技艺的村民充分展示乡土特色工艺的舞台,创响了唐庄布鞋、战旗酱油、战旗酒、先锋豆瓣等多个“乡字号”“土字号”乡土特色品牌,提升了消费者对战旗村庄景区的体验。村内还有战旗新村、农耕博物馆、五季香境、乡村振兴学院、酒店、游客中心、妈妈农庄、菌菇厂、生态田园等村集体与多方主体合作建设的农文工商旅宅设备设施。它将休闲旅游与生态环境、农业体验、文化教育、健康养生等产业要素相结合,让战旗村形成了配套完整、地域特征鲜明、乡土气息浓厚,具有极强向外辐射力的村庄景区,还被授予三级国家景区称号。一定意义上,战旗村似乎是创造了新型的地域庭院经济,一种基于饮食、住宿、休闲、聚会的生活消费类的服务型经济。


从现有的发展趋势看,乡村文旅正在趋于饱和乃至过剩。人们认识到脱离农业的旅游业的单边推进模式有风险。从文旅项目的角度来说,消费者前来购买的是一种综合的消费体验,其中文化消费含量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前途能抗风险的农文旅项目,需要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自然禀赋与更多文化元素和人工创造的结合、需要整体营造。


以上三个案例中的乡村休闲旅游业,尽管投入方主体不同,一个是外来企业,一个是外来社会组织基金会,另一个是本土的村集体,经营模式也有差别,但是它们前景可期。因为它们具有一些共性:一,兴办的主体要么与村集体密切相关,要么就是村集体;二,都以发掘乡村自主性价值,为村民和村集体带来产业链上的更多的增值收益为目标;三,特别注重乡村多元素整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一二三产融合、以服务型为主体的产业经济体。其中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外部力量如何与乡村集体、村民与结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多主体之间协同合作、共商共建的治理体系。


四、小农组织化,实现乡村产业的整体性与范围经济性


农村产业不能只限于农业,这一点已经是全社会共识。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农民本来就大多是多业并举,兼业化是中国小农的一大特色。国家发布的政策文件,已经将在农村副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业态化的乡村产业规范解释为“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只是现实中“产业链条较短、融合层次较浅、要素活力不足”普遍存在。总之,乡村产业缺乏规模化效益,这被相当多的人们认为是需要解决的普遍问题。


我们的案例中,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要因产业制宜地建设农民合作组织,并将为农服务的公共意识贯彻于工作的始终。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村域、镇域和县域范围,就都能通过发挥农民合作组织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上的潜存优势实现乡村产业的规模化效益。


战旗村是在村域范围依靠集体经济建设农文商工旅的乡村产业联合体,实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业态多业融合的聚集性规模化发展。一是这样做适应这个村的自然地理条件,二是该村具备几十年发展积累的民主与集中基础上的集体能力,包括物质与精神上。他们的乡村产业联合体是以村庄为载体,向外扩散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吸引外来资本和城市人才加入,形成区域性网络规模化的效益经济。产业链条短、融合层次浅、规模不足方面的各种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健全的村庄集体经济为载体,以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综合推进的方式加以解决。


内蒙经棚镇的乡村产业主要是涉及大田耕种收的生产服务和小农户销售土特农产品的多业态经济活动。一种方式是集中经营,用农业机械实现土地种植生产上代耕代收的规模化托管服务;另一种方式是分散经营,小农户家庭生产各种特色农产品并且各自通过各种分割的市场进行销售。两种经营方式同时存在,这在农村产业融合中是最难融合的。而经棚镇又是地广人稀,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解题的方法是,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组建镇村一体化的组织网络,将小农户、村民小组网格点、村庄网格点无一遗漏地纳入网络实现全覆盖,再把镇联合会组织系统延伸到村委,与村委共建村级服务站作为中间层运营网格点,形成了乡镇领衔直达农户家庭的服务信息流直通车。有了这个组织化工具,各项服务都能搭上这班车。镇联合会配置了从镇到乡镇村的物流配送专车,行政村往各小村民组和农户的配送则是通过各村平时就需要入户的畜牧防疫员兼任,依靠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调度运转。从镇到家,从家到镇,每天至少两个来回,问题就解决了。集中经营的关键是小农户同意将土地委托给镇联合会作保障,分散经营的关键是小农户不惜售,愿意将土特产交给镇联合会放到超市售卖卖出好价钱增收。可见无论集中经营还是分散经营,主体都是小农户。关键是做好小农户的工作。而小农户是最通情达理的,只要适应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帮他们争取最大价值,他们会真心跟你走。


仪陇县级乡村发展协会,在几十年乡村服务中,于县、乡、村三个层级都有探索。在村一级做合作社,用产业基金贷款等方式支持小农户养母牛,帮助村域合作社取得金融贷款的规模效益。在乡镇和片区做分站和网络,主推技术服务和合作互助的理念教育,支持大农以1户带几十小户的方式传授养牛技术,让技术的推广传播规模化。在县一级设立养牛大户与合作社共建的联合社,将养牛业必须的分支产业如饲料产业、配种设施、饲养业、犊牛交易等都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小户养母牛,生下犊牛卖给大户是比都到外地市场买卖合算得多。县联合社就搭建内部交易市场并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在县乡村三个层级的不同生产环节上,仪陇协会坚持选择最适合的经营方式,不强求规模化,不要求完全统一,以效率最优为原则,实现了差异化的最优产业规模。


五、乡村产业中按劳分配的作用远大于财产性收入


为了协调和平衡国民收入分配上的结构性问题,有关政策提出第三次分配,指的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后,由人们处于社会道德伦理而自愿进行的个人或企业捐赠。


在乡村,这三次分配的形态全都存在。初次分配是农户参与生产和消费直接得到的经济利益,也包括来自集体经济或合作社组织根据每年的经营状况给村民的分红。再分配是指从国家获得的各种政策性补贴和各项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收入。第三次分配也即慈善分配是来自社会组织或者企业给村集体和村民的直接捐赠,包括直接捐赠的资产。


农民从这三次分配获得的收入中,那个最重要?乡村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应该向哪里倾斜?


我们认为,初次分配的意义和作用远大于再分配,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倡导重视初次分配为的重要意义是要坚持按劳动分配为主的原则。


衣家村在动员村民修山路引水上山的公共工程中由于当时付不出工资,就创造了工票制度,记录村民出工的日期,作为劳动凭证。大家白天干活,晚上发工票。一定量的工票可折合“创业股”,还可在合作社购买相同价值的服务产品。


战旗村村集体资产有8000多万元,每年的收益约占百分之八。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个人的分红是要在扣除必要项支出之后才考虑的。为了发展生产和集体福利,他们资产运营分红并不高,每年每人大约200元左右。农民从集体得到的收入来源一是每年每亩地1000多元的固定费用;二是土地统一经营收益的一半返还农民。后者确实是不多的。农民个人的收入,一是集体统一经营让人人都有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最低者一年3万多元,最高的10万多元。二是农民个人在村集体搭建的乡村十八坊里经营特色农产品,做得好的一家年收入达二、三十万元。可见,集体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不是来自分红等财产性收入,而是来自创造条件强化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和务工收入。也即即按劳劳动分配性质的收入是占大头,财产性收入比例并不高。村集体经济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是体现在极大地改善了农户家庭经营的生产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上,这对提高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环境的支撑力度是很高的,很多时候是以无形资产形式支持了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而这种的支持带有很强的公共性,村集体成员能够相对平等地享受。


汪家村试验中,村集体将村庄资源资产统一收储后委托驻村企业统一经营,其收益按照使用权价值的标准份进行分配,。试验设计中他们特别注意让劳动收益成为农户增收的主体部分。他们的受托企业将本村有劳动意愿的农户包括近60岁的大妈组成“帮帮团”的劳动队,整理村容村貌,为商户和游客服务,保障了他们得到月均3千元的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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